妖女？淑女？
以下是《现代汉语词典》对“妖”字的解释：
1、妖怪。
2、邪恶而迷惑人的。
3、装束奇特，作风不正派。
4、书艳丽，妩媚。
前三个明显不是什么好意思，第四个看似褒奖，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否则周敦颐也就不会说什么“濯清涟而不妖”了。而“妖女”这个词中的“妖”字，更是把这几个意思都连了起来：装束奇特、作风不正派的，邪恶而迷惑人的，妖怪似的艳丽而妩媚的女子。过去若是有女子被冠以“妖女”的名号，一定会气不过而去县衙擂鼓告状；可是现在这个词却被镀上了一层很暧昧的色彩，它离褒义词的距离显然还很远，可是显然也不是那种必须怀着阶级仇恨咬牙切齿说出来的贬义词。在21世纪管一个女孩子叫“妖女”，口气里有三分调侃，三分爱怜，三分因爱而生之嗔，只有一分是轻微的头疼。这种大众审美的变化，是从海棠到玫瑰的变化——从娇弱海棠的古典美到带刺玫瑰的真实美，是美从理想模型到真实概念的转换。很多旧小说写美女，几乎千篇一律都是克隆林黛玉的外形然后填充薛宝钗的脾气，看多了很容易弄混，实际上这还是旧时代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的一部分在作怪。之所以说是一部分，是因为中国人的审美视角绝对不是像那些才子佳人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狭窄，只不过出于礼教的原因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反叛（实际上是真实）的一面而已。
提到“妖女”可能有好些人会想起白娘娘，实则白娘娘根本就不是妖女，她本质上是那种最传统的温柔贤淑的女性形象。白娘娘只不过有一个妖的身份，只不过有一些妖的法力，除去这些外在因素之后她完全是一个最标准的贤妻良母——至于水漫金山，那实在是法海把她逼到了绝路上，在忍无可忍之后爆发也是中国人（也包括中国传统女子）的传统性格之一。白娘娘的故事其实并不是什么“义妖传”，而是在为传统审美形象树碑立传，是在满足中国人的传统审美需要，故事的手法与思凡下界、牛郎织女、天仙配之类的故事具有同样的思想内核（即男耕女织或男读女侍的理想生活），所不同的是女主角白娘娘被披上了一层蛇妖的外衣，然而这件薄如蝉翼的外衣根本遮不住她温良贤淑的本质，所谓妖只是一个假象，是一种叙事手段。所以白娘娘根本不是妖，是人。
金庸的小说里有很多“妖女”，像黄蓉，像赵敏，像阿紫，像殷素素，像任盈盈，甚至也包括建宁公主，她们身上很有“妖”的成分，但是只是略带妖邪而绝无妖艳，有些还很有出水芙蓉的感觉。下面我们可以以她们为例，揭开中国人“妖女”情结的面纱。
像武则天这样的女人不能被叫做妖女，因为妖女虽然狡猾多智，却没有什么大智慧。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看似冰雪聪明，是个打个瞌睡就能解开哥德巴赫猜想的人物，其实她只是平常意义上的心智机敏、小慧小智而已。她心地纯洁，心胸却不太宽阔，在人格力量上根本无法与“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郭靖相比。她死守襄阳，历尽艰辛，最后城破身死，虽然壮烈，但是动机却并不是为了大宋百姓的安危，而是为了她的挚爱、为了郭靖一人而已——我很不想这么说，可是事实就是如此。金庸说郭靖在大关节上把吃得很定，小事需要黄蓉来推动一下，实际上他们两个人是互补的，即黄蓉有一肚子可以让郭靖逢凶化吉的小聪明，但是在大事上必须要跟着郭靖走，从这一点来说，遇到郭靖是黄蓉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在《神雕侠侣》中，中年黄蓉在失去了少女时代的那种天真灵动的美之后，虽然依旧拥有姣美的容貌，可是已经美得没有任何特点，如果不是跟着丈夫郭靖做出了死守襄阳力战神死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俏黄蓉已经泯然众人矣。少女黄蓉之所以被别人叫做“妖女”，是因为她从父亲黄药师那里遗传来的高智商，更是因为她自小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岛上长大，尘世间的条条框框对她根本没有作用。正是因为她行事的无拘无束，这才在无意间被为礼教所累的人们套上了“妖”的部分定义：洒脱被视为“作风不正派”，而“作风不正派”显然是因为她“邪恶而迷惑人”，再加上她明艳妩媚的外表，自然就会被人称作“妖女”了。但是没有人会管《神雕侠侣》中的中年黄蓉叫“妖女”，由于郭靖的原因她已经赢得了人们足够的尊重，人们已经把她看成郭大侠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襄阳城的一部分），她被恭恭敬敬地称为“郭夫人”，年轻时的那一点点辣味差不多已经被遗忘，就算有人记得也根本不能再提起了。再比如《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出身蒙古郡主，刁、蛮、泼、辣无一不全，汉人们都骂她是小妖女，蒙古人也因为她的“叛变”而不能原谅他，可是她却以自己的至情至性赢得了张无忌那颗拖泥带水的心，令美艳绝伦的周芷若嫉妒不已。赵敏之“妖”的本质与少女黄蓉相同，礼教中人眼中之“妖”，其实正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一个“真”字，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可以把赵敏与周芷若做一下对比：赵敏被人们叫做妖女，实际上她心地之纯净在《倚天》中实在无人可比；而周芷若刚出场时给人的印象不错，但在遭遇了一些打击之后，心胸狭窄的她一步步跌进了邪路，差一点成为了真正的“妖女”。可见“妖女”也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老实巴交的女孩子做不来，邪气过头的女人照样做不来；心智迟钝的女孩子做不到，有大智慧的女子亦不能做。这里所谓的大智慧，即使指上面所说的武则天的那种智慧，是一种男性化的、接受了儒家传统和兵法计谋的女性智慧。我们不能说武则天的励精图治全都是为了大周王朝的子民，她做的很多事肯定大半是为了自己，她不是圣人，这是不得已，也是出于人的天性。然而处在那样的位置，拥有那样的智慧，她已经不可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女人，正如中年黄蓉是襄阳城的一部分一样，女皇武则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宏观上的符号，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就算武则天再倾国倾城，也不能是“妖女”，她可敬，但不可爱。
慈禧也不是妖女，因为妖女虽然机灵古怪，但却绝不可能是贪婪暴戾、蛇蝎心肠。像《天龙八部》里的阿紫，心肠不可谓不毒辣，手段不可谓不残忍，但是这些都是事出有因。她是大魔头丁春秋的弟子，从小在星宿派里染上了一身恶习，虽然长着一张天真无邪的娃娃脸，做的事情却都叫人厌恶、害怕甚至痛恨。不过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便可以发现阿紫的恶与丁春秋、与慕容博的滔天大恶有着很大的不同。阿紫有一个成为武林高手、当上星宿派掌门的梦，为此她干了很多令人发指的事，但是她做这些事的深层动机和乃师丁春秋有着很大的不同。阿紫未必有什么野心，说到底她是一个十分单纯的人，她并不真正明白自己所作事情的意义，很多时候不过是因为无知少女的任性与虚荣。她还有一个梦，就是嫁给萧峰，所以她在知道萧峰不可能喜欢她之后，竟然向萧峰暗施毒针，想用这种方法永远和他在一起。这种方法不是妖女的行为，是魔女的行为，不仅不可爱，而且还可恨。不过抛开情感、道德等因素冷静地分析阿紫的行为，就会发现她根本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她只不过是为了追求心中最美好的东西——一份带有恋父色彩的爱情——而已。说到底即便“妖”到阿紫的地步，内心深处也还有一份真，只不过因为她的成长环境，她无法以正常的方式释放她的真，以至于她的真竟然带有了些许变态的色彩。在我看来，阿紫是“妖女”中的边缘人物，因为她“妖”得太过厉害，再进一步恐怕就要变成“魔女”。《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就是一个魔女，她杀人如麻，其残忍令人闻之色变，毛骨悚然。若是妖魔化到了李莫愁这个地步，事实上就已经无可挽回了，就算她重新做人，心里面也会有永远都不可能融化的、令她无限痛苦的坚冰，别人看她时也会戴上有色眼镜。当然李莫愁实在是个可怜人，她因爱而痴而恨而狂而妖魔，她是身不由己，她是悲剧中的悲剧。另外《天龙八部》里的叶二娘也是一个悲剧形象，她与李莫愁的相似之处是她们本来都不是天生的恶贯满盈，而后来又都饱受了命运捉弄，所不同之处李莫愁的可怜更容易被人发现，而叶二娘在遭受命运打击之后心理已经严重变态，其恶行较之李莫愁更加令人发指——她和“妖女”已经不沾边，也不能算“魔女”，而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女”。作出这些对比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妖女”的“妖”是要有限度的，她们的“妖”是发自本性，而不是被一种被压迫出来的可以扭曲人性的力量。“妖女”应该是可爱的，如果“妖”得过了度，或者“妖”的来源不是人性中的美，而是命运的无情作弄所衍生出来的阴暗心理，“妖”便遁去无形，“魔”便暗由心生，“恶”便枝蔓纵横，一旦形成燎原之势，可就苦海无边回头无岸了。
这里之所以举很多金庸小说里的例子，是因为我觉得金庸在挖掘人性（尤其是女性心理）中“真”的成分时非常具有深度，当然其它文学作品中对“真”的描绘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红楼梦》中的史湘云，《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等等，但是史湘云和郝思嘉不能被称作“妖女”，只是原因不一样。史湘云生长于中国传统士大夫家庭，她的“真”不可能以太有棱角的方式表露出来，正如阿紫处于妖女的边缘一样，史湘云实际上是处于淑女的边缘。郝思嘉的“真”在《乱世佳人》中也有充分表现，但是西方社会对“真”的约束较之传统中国社会要宽松许多倍，而“妖女”称谓的产生有一个前提，就是个人行为与社会约束的个个不入。也就是说，不是西方没有妖女，而是西方人不把妖女当妖女，所以西方的妖女看起来也就不是什么妖女。
同样，在当代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可能出现“妖女”的形象，因为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存在多少对于“妖女”的约束力。并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女性地位生硬地定义为“半边天”，并且由于对西方、日本、韩国女性行为的盲目的不恰当的模仿，矫揉作态的“妖女”如今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已经比比皆是，她们的“真”纯粹是人工合成的产物，不仅不会令人产生好感，还会产生不少的恶感。我觉得从宏观来说人的审美应该有一条零度线，在田园时代大部分的美的单元是处在零度线以下，所以略略超过、刚好达到以及稍稍不及零度线的“妖女”在那个时代有如芙蓉初绽，光彩照人；在工业时代人工制造的美丽浮躁而缺乏内涵，轻飘飘地高飞在零度线的上空，就算费尽心机千般打扮，也会在地面上留下丑陋的影子。
我们曾经在书中记载的那个淑女的时代惊叹妖女的存在，我们也应该在眼前这个妖女泛滥的时代呼唤淑女的归来。